这些天，101号公路或许空空荡荡，但一场关于硅谷的线上辩论已经开始：疫情之后，科技世界能否重建？又该如何重建？来自三代科技人的三篇文章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：重建真正的增长。
这三篇文章分别是：
- 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·格鲁夫：《美国如何创造就业》（2010年7月）
- Andreessen Horowitz普通合伙人马克·安德森：《是时候建设了》（2020年4月）
- Founders Fund负责人约翰·卢蒂格：《当顺风消失》（2020年4月）
三篇文章分别提出了创造真实增长的具体方法。放在一起，它们组成的不是一张复苏处方，而是一张重生处方。
通往真正增长：真实就业、真实经济与真实规模化
真实就业
格鲁夫在十年前发表的《美国如何创造就业》中指出，真正的经济必须能够创造就业。他提醒硅谷：创业公司本身并不创造就业。是的，他在十年前就发出了警告。
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托马斯·弗里德曼呼吁“要创业公司，不要纾困”，并主张让那些从事商品化制造、疲惫不堪的老公司死去；如果华盛顿真想创造就业，就应该支持创业公司。
格鲁夫反驳道：
弗里德曼错了。创业公司当然很好，但仅靠创业公司无法增加科技就业。同样重要的，是车库里那个神话般的创新时刻之后发生的事情：技术从原型走向大规模生产。这才是企业扩大规模的阶段。
规模化过程已经不再发生在美国。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，把资本投入那些把工厂建在海外的年轻公司，从美国就业的角度看就会持续产生糟糕的回报。
规模化过去在硅谷运转良好，直到美国公司发现，制造甚至工程都可以在海外以更低成本完成。利润率提高了，管理层和股东都很高兴，增长也更赚钱了；但创造就业的机器开始熄火。
与此同时，亚洲形成了一个极具效率的计算机制造业，约有150万名工人（截至2010年前后）。但如果一个社会只剩下从事高附加值工作的高薪人群，以及大量失业者，那会是怎样的社会？
我们追求各自企业利益的过程，往往伴随制造和大量工程能力外迁，也因此削弱了我们在国内把创新规模化的能力。
格鲁夫还算了一笔账，指出美国如今注定要面对的问题：创造就业的成本。
先把一家公司的初始投资与IPO期间的投资相加，再除以十年后该公司的员工人数。对英特尔而言，每创造一个岗位约需650美元，按通胀调整后为3600美元。这个计算表明，美国创造一个岗位的成本，已从早期的几千美元上升到今天的十万美元。
因此，格鲁夫总结：
从长期看，我们需要一种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理论，以及以就业为中心的政治领导力，来指导我们的计划与行动。
真实经济
安德森在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发表的《是时候建设了》中提醒我们：美国已经从产业建设者变成世界的消费者。重启真实经济，意味着重新转回建设。
事实上，我认为建设就是重启美国梦的方式。我们大量生产的东西，例如电脑和电视，价格迅速下降；我们不建设的东西，例如住房、学校和医院，价格却飞速上涨。什么是美国梦？是拥有自己的家，并有能力养活家人。我们必须打破住房、教育和医疗价格快速上升的曲线，确保每个美国人都能实现这个梦想；唯一的方法就是建设。
真实规模化
三人中最年轻的卢蒂格在《当顺风消失》中明确指出，对今天的互联网公司而言，下一轮规模化将发生在现实世界，而不只是数字世界。他预测：
互联网历史上第一次，创业公司的增长将需要企业主动推动，而不能再依赖市场自然拉动。
互联网公司的竞争也将成为“零和游戏的加速”：
真正由网络效应驱动的商业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稀缺。
单位经济效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。经过谨慎衡量的增长将会胜出。
必须接受的变化：制造属于创新，创业公司成为资产类别，在传统行业中寻找遗漏
三位科技人都呼吁建设真实的东西，但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各不相同。
制造是创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
格鲁夫反对这样一种观念：车库式创新完成后，制造只不过是边缘环节。
一个新产业需要有效的生态系统，让技术知识不断积累。
经验叠加经验，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形成紧密关系。我们切断了这条对技术演进至关重要的经验链。
当我们终于即将看到电动汽车和卡车大规模生产时，它们全部依赖锂离子电池。但美国早在30年前停止生产消费电子设备时，就失去了电池领域的领先地位。
微处理器之于计算机，就如电池之于电动汽车。
正如电池行业所发生的那样，放弃今天看似“商品化”的制造业，可能让你被挡在明天的新兴产业之外。
创业公司成为新资产类别：“沙丘路高盛”正在到来
卢蒂格认为，创业世界加速走向零和竞争，将创造一种新机会：创业公司的“金融运营化”。他把它称为“Sand Hill Sachs”，即“沙丘路高盛”。
它将为科技创业公司建立金融层，就像高盛为美国企业界所做的一样。
高盛是什么？它是覆盖在美国企业界之上的金融层，为企业增长提供燃料。服务涵盖并购顾问、IPO承销、私募股权、债务投资、主经纪业务、私人财富管理、做市和投资研究。
随着销售、管理和一般费用投入的回报变得更加可预测，一层非风投金融服务将在硅谷出现，并以类似方式推动增长。
卢蒂格认为，创业公司债券将成为一种新资产类别：
基于运营KPI的实时债务发行、软件年度经常性收入（ARR）证券化，以及面向散户投资者的SaaS债券。
ARR证券将成为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新型类债券资产。作为固定收益产品和股票资产的平衡项，投资组合中不持有一些反而是不负责任的。那么，谁来创造这个市场？沙丘路高盛。
卢蒂格补充说，创业公司不应该只在IPO前才与投资银行打交道。
2020年代将出现科技顾问服务，帮助成长期创业公司实现财务目标，把公司的财务战略与运营战略分离开来。
这将需要一种面向科技行业的新型投资银行。卢蒂格押注，新型创业公司会填补空白：
传统银行为什么不能自己做？第一，它们不懂得如何用科技行业指标承销，例如年度合同价值、流失率、客户终身价值和参与度；第二，它们缺少通过程序化方式承销所需的科技基因，而“沙丘路高盛”会拥有这种基因。
它可能是一家新公司，也可能是已经在科技行业建立分销渠道的金融科技公司、风投机构或银行。我更看好一家新创业公司或后期金融科技公司。
事实上，这一层的金融科技创业公司已经开始崛起：
经常性收入证券化——以折扣出售未来ARR订单——显然就是未来。Pipe和Clearbanc等公司已经开始消除人们对证券化的负面看法，未来几年它在文化上只会变得越来越正常。
传统行业中尚未翻开的石头
当“软件吞噬世界”成为硅谷口号时，硅谷之外的世界被称为“传统企业”。
新冠疫情带来的大规模居家办公，不仅证明了即使视频会议这样看似饱和的行业，仍有机会让Zoom这样的应用一夜之间席卷世界；它也迫使每一位科技人公开思考：在传统行业中，下一轮指数级增长会出现在哪里？
想想比特、字节，甚至原子。
卢蒂格预测：
创始人可以抓住这一时刻，开发更好理解运营投资的新工具，建立互联网的金融层，或者走出互联网，在生物科技或能源领域打造新平台。
安德森想的是原子：
能源专家认为，只需新建几千座零排放核反应堆，就可以替代全球所有以碳为基础的发电设施。那么，我们就去建吧。
除这三人之外，安德森在Andreessen Horowitz的前合伙人、Coinbase前首席技术官巴拉吉·斯里尼瓦桑指出，病毒扰乱了K-12教育、酒吧、城市、零售、体育、酒店、航空、办公室、大学、地铁、演唱会、医疗、好莱坞、移民、会议、供应链、肉类加工、电影院，甚至航空母舰。
刚刚全面向数字化开放的行业，则包括医疗、大学、K-12教育、法律和法院、虚拟现实旅行等。这足以让创业公司忙上很久。
一套“美国战略”
今天的科技辩论总会带有政治色彩，而政治议题又总会制造分裂、成为指责对象。尽管如此，在硅谷与华盛顿前所未有地靠近之际，格鲁夫和安德森仍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。
格鲁夫认为，每家风投机构都应该帮助所投创业公司制定一套“美国战略”。
五年前，我的一位朋友加入一家大型风投机构担任合伙人。他的职责是确保所有被投创业公司都有一套“中国战略”，也就是把能够迁移的岗位转移到中国。风投机构也应该设置一名合伙人，负责每家创业公司的“美国战略”。
格鲁夫建议对就业外包征税，并明确这笔税该如何使用：
对离岸劳动力生产的产品额外征税。如果结果是贸易战，就像对待其他战争一样：以取胜为目标去打。
把这笔资金单独存放，放进一个可以称为“美国规模化银行”的机构，再提供给愿意扩大美国本土业务的公司。
这套制度会每天提醒我们：在追求企业目标的同时，所有商界人士都有责任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业基础，以及那个我们可能一直把其适应力和稳定性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。
格鲁夫也表达了他对美国精神的信心：
如果利润率是问题，我们就以极致的专注去解决利润率。
安德森则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念，并呼吁左右两派建立统一战线：
我赞同尼古拉斯·斯特恩的说法：资本主义是我们照顾陌生人的方式。
右翼必须坚决反对裙带资本主义、监管俘获、僵化的寡头垄断、制造风险的离岸外包，以及用有利于投资者的股票回购替代有利于客户、长期看也更有利于投资者的创新。右翼是时候毫不含糊、毫不道歉、毫不妥协地从政治上支持对新产品、新产业、新工厂、新科学和重大跃进的大举投资。
米尔顿·弗里德曼曾说，公共部门最大的错误，是根据政策和项目的意图而不是结果来评价它们。
左翼在许多领域更偏向公共部门。对此我要说：证明这是更优越的模式！证明公共部门可以建设更好的医院、学校、交通、城市和住房。不要再保护陈旧、固化和无关紧要的东西；让公共部门全面投入未来。
一线希望：加倍押注愿景
疫情正接近尾声，但科技世界的新挑战才刚刚开始。谁能脱颖而出？不是那些求稳的人，而是那些加倍押注宏大愿景的人。
格鲁夫回忆，英特尔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奔腾芯片工厂，最终获得回报。这是因为英特尔曾在存储芯片领域付出惨痛代价：当英特尔犹豫是否在国内建设存储芯片工厂时，日本率先行动，最终大举进入美国市场。为了不重蹈覆辙，即使奔腾芯片的未来尚不确定，董事会仍为建厂开了绿灯。
格鲁夫回忆：
我仍记得，当我请求英特尔董事会批准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工厂时有多么害怕。那些工厂要生产的是一种当时还不存在的产品——奔腾芯片；面对的则是一个我们根本无法估算规模的市场。
格鲁夫提醒我们，在国内实现规模化既需要愿景，也需要投资：
在我们知道奔腾芯片是否能够成功、市场是否感兴趣的几年前，就必须作出建设这些工厂的决定。
卢蒂格认为，科技世界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，会让风投重新做自己最擅长的事：押注宏大愿景。
对风投而言，问题变成了：在硅谷金融商品化的过程中，如何创造超额收益？幸运的是，我们这个行业仍然特别擅长承担几类风险：
- 研发风险：这项技术能不能被造出来？
- 创始人风险：这支团队能不能把它造出来？
- 愿景风险：这个想法能不能成长为庞大事业？
- 宏观风险：这家创业公司能否在2030年代的政治、经济和竞争环境中胜出？
安德森邀请的不只是硅谷，也包括华盛顿。他希望双方共同发挥想象力，思考宏大目标，建设宏大事物。他问：
超音速飞机在哪里？数百万架送货无人机在哪里？高速铁路、高架单轨、超级高铁，还有飞行汽车在哪里？
问题出在欲望。我们必须真正想要这些东西，而且想要它们的愿望，必须超过阻止它们出现的愿望。
正如安德森所说：是时候建设了。